一部分人先穷起来

۞ 一部分人先穷起来

我不想老土，我要紧追时尚。我要每天熬夜到三点整篇文不对题的日记放到网上后再轰然睡去，我要睁着一双兔子眼在小区里高傲地走来走去，让对面的胖老头和买酱油回来的保姆，裹着厚军大衣用铁水管敲民工脑门的门卫，收空调电视电脑洗衣机的老奶奶，提着西瓜刀正在追打小贩的城管，用望远镜瞄准对面洗澡间窗户的业主，在垃圾箱看场子的流浪猫，看到我过来的时候，都要敬畏地低语：看，那个博客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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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母系系列最早可以追溯到今何在的《2050的母系氏族》，那是在200 4年，王家卫正火热的时候。从这篇文章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对《2046》的戏仿——大部分人不知道，那时候埋头努力写着《2046》剧本的人，不是别人，恰巧是这位仁兄今何在。

和今何在过去的作品一样，这篇文章我依稀记得变换了许多次开头，现在成篇的小说已经和最早的东西完全不同了。首发在清韵的此文开头非常震撼人心，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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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潘海天 @ 23:16:50 Comment_23 Trackback_0 Edit

杨一自述：越走越远

橄榄树文学月刊◎ 二零零零年五月期

编辑：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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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
越走越远

歌唱让我如此接近大地和勤劳质朴的人民，在漫长的路途中，让我去关照和自洁自己的心灵，去实践生命中美好的幻想。

我出生在粤北山区一个名叫翁城的古镇上。我的父母生下了五个小孩，我居于中间，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正因为这样，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都在嬉戏和幻想中度过。我的母亲是供销社食堂的服务员，是一个勤劳乐观、善于理家、只会写自己名字的人。父亲是邮电局社线员，由于父亲的工作是修理乡村的电话线路，所以我家是小镇上唯一一个拥有电话的家庭。每当暴风雨来临的深夜，家里的电话铃总是急剧地响起，然后父亲就会穿上雨衣消失在雷雨中，有时候会几天不回家，听妈妈说，是到深山里检修线路去了。还好，父亲这一辈子除了从电线杆子上摔下来的一次重伤外，没有发生过别的意外。童年时，邮局是我最大的乐园。在那些从各地寄来的信件中，我最早发现，除了小镇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当时的念头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象这些信件一样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

时间到了１９７８年忽然有一个远房的亲戚从香港回来，从此家里有了一台小三洋录音机，还有许多香港的磁带。我听得最多的是许冠杰的歌曲，那时候香港是我最向往的地方。我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香港的电台以及后来的美国之音。也就是说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在这种资本主义传媒的熏陶下成长，对这一切更是如痴如醉，也变得不爱上学。直到初中，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学科是物理，尤其是电学。在那个时候看得最多的书是《无线电》。在父亲的支持下，到了初三我已经可以维修收音机和录音机，而且还能到把收音机的灵敏度提高到极限，以至于白天也能收到香港的电台。从此学校对我再也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便开始与比我大的人来往。这时候结识了一个从县城调来的电影院青年美工，从他那里第一次接触吉它。直到最后弃学，在小镇上开了一个电器维修店。那一年我刚满十六岁。

在少年时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我姐姐。她是小镇上第一个女大学生。姐姐从小就是一个体育健儿，小学五年级就离开了家乡。她经常到各地进行比赛，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讲各地的见闻。并时时鼓励我努力上学，能从小镇上走出去。少年时的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画画。姐姐一直想使我成为一个画家，在她考上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以后，每次回家都给我带回大量的画册。姐姐总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但我脑子里想到的只是挣钱，这也是姐姐对我最大的遗憾。她总是说我胸无大志、贪图享受。在她眼中我是一个聪明而庸俗的人。直到我高一弃学，姐姐终于不对我的前途抱有任何幻想。

从８６年到８９年这三年里，我赶上了一个挣钱的机会。那时侯家用电器在农村大量普及，我便利用自己对电器的了解开始做起了倒卖家电的营生。在那三年里我倒卖了大量的劣质家电，挣了不少农民兄弟的血汗钱。这时的我再也没有质朴的心灵，整天巴结地方税务、工商，偷税漏税、花天酒地。心里除了挣钱没有任何理想。整天沉迷于港台庸俗的下三烂流行音乐，以及那里透露出来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了８９年春夏之交，我从来没有象那几天那样关注政治，也从来没有象那几天那思考生命、青春、人生的价值。正是那样的学生唤醒了我麻木不仁的灵魂。从那时起，我开始反思自己所做的一切，从而做出了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选择－－放弃我所拥有的一切，离开小镇到广州求学。尽管父母反对，但我很快说服了他们。父母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总是尊重儿女的选择。从此，我便住进了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宿舍，因为那里有我中学的同学。我和他们一起上课、听各种讲座，那段日子是我在广州最充实的时光。经过一年的准备和学习，我在９１年春天回到家乡参加高考补习，但最终还是落榜。

因为这次的失败，我再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经常对酒当歌，为了谋生，便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这段时间弹琴唱歌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在９２年春天，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在他的住所里我听到了他用弹吉它并挂着口琴唱出的美国民谣，他还向我介绍鲍勃。迪伦，以及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歌运动。遗憾的是，我们没认识几天这个美国人就离开了中国。在这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在一家酒吧唱一些哗众取宠的口水歌，以博得观众的掌声。时间一长，我再也忍受不了那些生意人的豪饮作态，终于在夏天产生了离开广州的念头。当时就想背起吉它到全国走走，在朋友的百般挽留下，我还是一意孤行，终于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０日过完我２３岁的生日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我音乐道路上第一步。

“这一次我离开了家越来越远／往后的事该如何去面对”这首《越来越远》可以说是我民谣之路的开山之作。对于前途我无时不在思索着，在开往北京的列车里，我无法入眠，窗外的黑暗象迷一样无法洞穿。我感到这一次的出行，将是一次永远无法回头的旅程，尽管我的身后有我的善良勤劳的父母，和我那难忘的童年生活，以及太多的牵挂。但是，列车有节奏的震动声却不停地吸引和催促我，看着周围熟睡的陌生人和车窗上自己的镜影，我只能用一行泪水来强忍着这时候的心情。

一种空前的自由感突然的到来却让我胆怯。这时候的自由不再是一个字眼，一个概念，而是一股巨大的旋风，一股把火车推进黑夜的力量。过了长江，过了黄河，过了所有陌生的村庄，终于在１０月２２日的早晨到达了北京站。这是二十多年来我坐过最长时间容量的火车，也应该是彻底改变我生命轨迹的一次抛引。

我的行李很少，只有一个小帆布包，一把六十元的“红棉”吉它。由于南北方的温差，我把包里的衣服全都穿上了，这时小包也就被卷成一团帆布与吉它绑在一块。随着行色匆匆的人群我走出了北京站，那时侯北京站一带的景色很破旧。伴着凄迷的细雨，我在出口处足足站了一小时，看着不断有人群从一个地下出口出来，后来才知道那是地铁口。面对着这个我完全陌生的城市，我真的无所适从。多年以后，我在《过路人》中唱到：“在火车站的过道上／他这样的模样／没有人愿意多看一眼／过路的人啊／总是匆匆地走远。”是啊，有谁会去搭理一个陌生的过路人呢？看着手中刚买的地图，却找不着一个可以去的地方，这时候的地图对我又有何用呢？在这个没有亲朋的城市里，哪儿才是我落脚的地方？我真想回到列车上，让火车继续往前开，永远别停止，让我永远在旅行中，那该多好啊！那一刻，我真的胆怯了。为了更好地躲避寒雨，我走下了地铁站，诚惶诚恐地买了一张五毛钱的票，第一次坐上了地铁。经过一阵拥挤以后，有许多人下去了，我便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后来我发现这辆车在不断地绕圈，同一个站名过一段时间又出现。太好了！既然火车不能一直往前开，那就让我在地铁里绕吧，一圈，一圈，一圈，……。我的心里开始温暖了。地铁缓解了我突然着陆的失落心情，我不再那样沮丧，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做了无数次残缺不连的薄梦后，我再一次醒来，这时，我终于可以安下心来看手中的地图，安排下一步我该去的地方。当时最想去的地方是中央美院，找了很久才在地图上找到美院的地址。最后决定在前门站下车。当我一出站才发现夜幕已快降临，远处的天安门城楼被一片灰色笼罩着。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过广场，很奇怪，当时一点都不激动。也许这个地方太神奇，我对她一点陌生的感觉也没有。我一直走，后来穿过王府井，却怎么也没有找到中央美院。最后在实在累得不行了，加上一天没吃东西，便找到一家兰州拉面馆，花了六毛钱吃了一碗拉面。这家在华侨大厦对面的拉面馆后来成了我在北京的最爱。而当时我并不知道它的北边就是我日后赖以生存的地方－－中国美术馆。

刚到北京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住在美术馆附近的小旅馆地下室里。那时美术馆刚好有一个大画展－－东京富士博物馆藏品展，全国有很多艺术青年都赶来观看。当时我对美术馆这一带欣赏不已，心想：“等我没钱的时候就在这儿卖唱吧。”过了将近一个月后，我带的钱所剩无几，马上就要面对生存的问题了。还好，对这个问题我并不在意。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凭自己的真诚和能力，在这儿混碗饭吃还是不成问题的。

我第一次在美术馆卖唱是９２年１１月１３日，那天下午天气并不好，阴沉沉的。我背着琴来到美术馆售票窗口旁的那排银杏树下，把琴取出，说实在的，当时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毕竟是第一次，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当过路人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的时候，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甚至还想打退堂鼓。“怎么能这样呢？再大的障碍都必须消解掉，就当这些人不存在了。”就这样经过短暂的心理斗争后，我终于闭起了双眼，唱起了当年市面上流行的歌曲。很快就有很多人围过来，我一口气唱了七、八支歌，但是观众却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最后我终于厚着脸皮对大家说：“下面我唱最后一首歌，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帮助。”在我唱完歌以后，很多人便往我琴袋里放钱，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成功了。在收摊的时候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女生过来跟我说话，强烈地要求我到她们学校－－北京工业大学去。说他们学校有很多弹琴的男生，在她们的真诚邀请下，我难以推辞，便跟着她们回到了学校。当天晚上北工大的几个学生七凑八凑地在学生会的一间房子里给我搭起了一张床。大学生们的真诚让我感动不已，那一夜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在《那时侯的心情》唱道：“无论你在哪里流浪／都有关心你的朋友。”在我七、八年的街头卖唱生涯中，让我感动的事层出不穷。我记得在９４年春天，我每次在美术馆，总有一个看上去比较贫穷的老头和他的老伴常来听我唱歌，就坐在我的身边。而且每次都在我琴袋里放一些钱，但过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只有他一个人来听歌，后来才知道老伴已经去世了，一年后我从外地回到美术馆，却再也没看见那个老头了。还有一件事是，有一次一对中年妇夫，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从美术馆出来。在我对面停住了，小女孩坚持要听我唱歌，后来小女孩叫她的父亲给钱，他的父亲从钱包里掏出五元钱给她，而这时小女孩却毫不犹豫地把钱包从他父亲手里拿过去，并取出一张一百元的钱放在我琴袋里。还有一个人他叫王顺义，是一个被人称为“傻子”的小伙子，他是我七八年来的忠实听众。只要我在美术馆唱歌他就会蹲在我前边，并帮我把被风吹走的钱捡回来。人们认为他是低能儿，是因为他的智商停留在四、五岁儿童的水平。但我却认为，他是全中国最清醒的人，他的智力也丝毫没有问题，他会唱我所有的歌，而且能说出很智慧的话，“现在歌迷少了，球迷多了”，“你应该多写新歌，但老歌也不要不唱，老歌不唱以后就会忘了”，“不要让记者报道你，要不然一报道，你家人就知道你在街上卖唱，就会把你抓回去。”如果有人说这个人是傻子，我倒认为说这样话的人是弱智，我更愿意把他称作我的精神导师－－永远清醒，永远不通世故，永远热爱生活、那怕是单调平凡。我就是这样在美术馆把我的生活问题解决了，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位住在圆明园的画家。从那以后，我便离开了北工大，住进了圆明园福缘门２排３号，从此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写下了第一首歌《圆明园》：“月亮在高空／你却在这里／人间的沧桑你视而不见／百年的孤独让你如此凄凉／圆明园／你在哪里。”

如果说生活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那么艺术的创作却并不那么容易。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方向，所写的歌也尽是一些个体感受，无非是迷茫、压抑或者愤怒。这些东西并不能代表艺术本身。个人的生活折射出来的情感有时候却是那样苍白，虽然自己的痛苦能够感染周围能够与你同感的人，但毕竟是狭隘的。这样的东西在９２年到９３年的市面上大充其道。那些哭天骂爹的愤怒和伤感也确实是那时候年轻人的主要情怀，我也无疑也被这样的东西的影响着，总想在自己的伤疤里能够再挖点什么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投其所好的病态。当时那些人标榜的那种生活状态现在看来是如此的可笑而且软弱无能，这样的东西却被台湾的商人炒作得如天神来临。当时我听到这些，确实跟着他们一样地痛苦、一样地愤怒、一样所谓反叛。但是这种表现却只是一种麻醉，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麻木，一种自作多情痛苦之后的堕落。哎呀，这样的东西要它们干吗呢？我有了这样的想法自然就和这些人、这样的音乐不合流。尽管当时组建乐队是一种时尚，但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深深地感觉不自在。尤其是当时签约成风被功利目的驱使的那群人，那时候北京的PARTY表面上看似红红火火，但其实只是供洋人消遣的娱乐。因为那时候北京并没有酒吧和那么多娱乐场所，而且这样的演出跟老百姓也没什么关系。就这样一群赶时髦的北京青年和一些猎奇找乐的洋人合在一块，便成了那段时间令现在很多人怀恋的“精神生活”，而大骂现在时代的庸俗和精神贫乏。是的，现在的洋人再也不会对那些鬼哭狼嚎的东西感兴趣了，找乐的地方多了，三里屯、朝阳公园的酒吧多得海了去了。你要想唱歌就好好地扒洋人的磁带吧，把《加洲旅店》唱得比猫头鹰还好，要想挣更多的钱就回家练基本功，做一个合格的棚虫，生产更多的合格垃圾。除此之外还是死了音乐这一条心吧。如果有人说：饿死你，狗日的诗人，那么还可以再加一句：饿死你，狗日的摇滚佬！

“艺术不能当饭吃”，这是许多还未发迹的艺术青年经常讨论的问题。艺术家不是神仙，生存总是重要的。不能靠官僚，又不能指望商人、洋人，那怎样活着呢？在这时我把手指指向一个地方－－人民群众，离你的生活最靠近的人民。只有那些质朴而有良知的人才是艺术家的衣食父母，才是最可靠、最有判断力的。试想一下，全中国的老百姓每个人给你一分钱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但问题是你有没有资格去拿这一分钱，老百姓愿不愿意把这一分钱给你。除此之外那些所谓家财万贯的艺术家都是骗子，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那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商人们无时不在鼓吹他们的“天才论”，而且这样的“天才”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象放烟花一样烟雾缭绕，其实都是跟劳苦大众毫无关系。那些都是混淆是非的鬼把戏。谁能把这些东西早日看穿，谁就能同人民支持的艺术更靠近。“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一句做人的真理。

曾几何时，我何尝不是在这样的问题里找不到道路呢？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最底层的人是如何对待他们所喜欢的人的。那是在１９９３年５月上旬，我无意中参加了一次被官方认为是非法集会的活动，并在那里唱歌，结果在回去的路上被警方拘留、收容了两个多月。在昌平的收容所里，我被当成盲流关押，在那两个多月里，我天天与那些生活在这个城市最最底层的人同吃、同睡、同样地绝望。还好，警察并不认为我是盲流，对我还算客气，所以免去了很多皮肉之苦。就连那些靠吃垃圾箱里掏出来的食物为生、露宿街头的人，也会把他们手里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我。在那年的春夏之交，我的内心被这些人深深地震动着。在那个有足球场大的院子里，我和全北京的三无人员、流浪汉、乞丐一起迎来日出、目送夕阳。在警察的组织下，我每天黄昏都为几百上千的人唱歌。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人们只有在歌声中感受到自由。没有经过炼狱的人是不会看见真正的光明的。我记得那些聋哑人，虽然他们不能听到我的歌声，但当他们知道我的身世和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却从他们藏得很严实的手绢中把他们仅有的钱给了我，在那时，我的泪水却再也忍不住了！而他们也和我一样热泪盈眶。在没有语言的表白里，我再一次看到了人性的正义和善良的光辉。我与这些人可能再也不能相见了，但他们每一张脸却深深地印在我的生命里。我不为这样的人歌唱为谁歌唱呢？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６日，我被遣送回原籍。两个车皮六百多人在京广线的那个方向我和所有的盲流在一群武警的看押下离开了北京。经过一夜的路程，在第二天早晨到达了郑州。我在几个新疆人的包庇下和他们一起被当作新疆人赶下了火车，重新获得了自由。这时候的自由象飞鸟的羽毛一样光亮和实在，过去的一切象一场噩梦，过去的一切象海洋一样一言难尽。虽然这并不是什么灾难，但毕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在郑州火车站的站台上我身无分文，再加上一夜没吃东西，我便开始在站台上收捡从列车上扫下来的残余食品，吃上了我这一辈子认为最好吃的半个面包，然后象乞丐一样向陌生人要食品和香烟。即使这样我内心里依然是充实而温暖的，在自由的光芒下是无尽的感激。我在站台上呆了几个小时后，搭上了从成都开往北京的列车，一路逃票回到了北京。为了绕过检票口，下车后我沿着铁路走到东便门，最后回到了我的朋友们中间。

经过这一次的洗礼，我看清了社会最底层是怎样的状况，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和什么样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也知道了今后要怎样去面对无望的生活。在北京小住了一个月后，我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到各个城市去卖唱、去发现更多的未知。在朋友的赞助下，我买了一张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车票。带上吉它，开始我吟游祖国各地的生活。“我要做的事是从这一站到下一站／当你发现你已经是个自由的人／怎么会忘记那时侯的心情？”我从北疆到南疆，一路卖唱，一路搭顺风车，到处都有热心帮助我的人，虽然我总是身无分文，但从来不为此而发愁。那些不求报答的善良人都是我生命中永远无法忘怀的。我只有不停地为他们歌唱才无愧于这样的人。在离开新疆以后，我沿着丝绸之路到了敦煌、嘉峪关、兰州、西安，然后到了成都、乐山、达县、重庆，最后回到了北京。在将近四个月的旅途里，我经历了一幕幕难忘的街头卖唱生活。在每个陌生的地方面对陌生的人群，我却有着并不陌生的感受和场面。在９３年的冬天到９４年的春天，我在北京完成了《越来越远》、《小鱼儿》、《小康梦》等到目前我还愿意并且永远愿意唱的歌曲。

在９４年初，我从大量的洋唱片垃圾中找到了最有意义和最值得学习的东西，那就是鲍勃"迪伦的前三张专集。成了我那段时间的精神食粮，我夜以继日地聆听和研究，尽管我听不懂他的歌词，却被声音深处的精神内涵以及一把吉它伴奏的纯民谣形式所吸引着。同时也坚定了我追求这种纯民谣风格的音乐方向。我曾与朋友戏言说：“这哥们干的事怎么和我那么相象？”，并扬言要成为中国的迪伦。为了这个目标，我疯狂地搜集他的资料，尽管当时市面上有关迪伦的介绍少之又少而尽是那些该死的“死亡金属”还有“壳郎屎”。我通过朋友从国外找到了迪伦的歌词还有各种资料，还引进了口琴架。从资料上显示迪伦的音乐的根基是黑人的民间音乐，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通过迪伦我还发现了更多有价值的名字：伍迪"格斯里、彼得"西格、罗伯特"约翰逊等等。在通过对这些人的研究中，我发现了所有的民谣先知们都是自觉地通过社会的底层生活来控诉各种暴力机构，比如迪伦的《谁杀死了戴卫"莫尔》和伍迪"格斯里的《流浪汉的摇篮曲》、彼得"西格的《花落何处》。他们教会了我民谣的功能性与社会性，就这样我开始冷静地去观察和思考社会的各种因素，来丰富歌词创作的思想内涵写成了《烤白薯》这样的作品“夜已深沉／风也停了／寂寞的街道／看不见路人／卖考白薯的兄弟／回到了冰冷的被窝里／安睡吧／不必叹息！总有一天你会到天堂／就没有警察和工商”。这些话又何尝不是用来安慰我自已的呢？因为我在街上卖唱那多年来，那一天不担心被警察抓走，那一次被抓后口袋里的钱不是被罚个精光。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咒骂警察本人，更何况哪个警察的出身不是平民老百姓？

我在美术馆唱歌七、八年以来，第一次被警察干涉是在９３年３月份，当时美术馆展览罗丹的雕塑。人很多，我也在那一段时间经常去卖唱，有一天下午我坐在栏杆上刚唱了几首歌就有两个警察过来，二话不说就往我吉它上“咣”的踏了一脚，制止了我的歌唱，并强行地把我带回派出所。面对暴力，我除了沉默和强忍泪水还能怎样呢？我就是一块肉任你们宰割吧！还好，警察看我面善老实，除了罚钱并没有把我怎样，一番恐吓和警告后便把我放了。如果警察总是这样干涉，那我是不是就不去街上卖唱了呢？不是，起码我不以为我做错了什么，而且我也没有防碍交通，扰乱社会治安，为了我心中的艺术我干吗不卖唱？你想那些走私犯为了钱，连坐牢都不怕，何况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这样想我就不害怕了。一年被罚个十回八回的没什么，总得来说我还是赚的。

就这样时间一长警察的态度也有所温和。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那是最近发生的，在９９年８月２０日我在美术馆刚刚唱了半个多小时，这时有两个警察开着摩托车过来了，我一看这架势只好停止唱歌，警察下车后走到我面前说：“干吗呢？你哪的？哪的？身份证！身份证！”我赶紧掏出身份证，双手递过去，警察一看是外地身份证，便说：“有暂住证没有？”“没有，我是来旅游的。”“旅游的？别逗了，你可有名了，收拾东西跟我们走一趟。”这下坏了，我的前途又充满了未知，而且正是国庆前清理三无人员的危险时期。但我并不害怕，大不了又被收容，回到昌平没准还能看见那些老朋友呢，把９３年的经历重演一遍就是了。奇怪的是，这一次我被带到了所长室，里面有七八个警察在空调下乘凉，“又是你，你的胆子怎么那么大？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以前抓过我的警察冲我说，这时候那个看我身份证的警察却不象刚才抓我时那样凶，还递给我一支烟说：“别怕，别怕。”然后对其它警察说：“这哥们在美术馆唱了好几年了，原来我做便衣那阵子老去听他唱歌，唱的真棒，人家这是凭真本事吃饭，也不知道是那个缺德的打１１０了，不管怎样我得去把他抓回来呀。”这一下我心里踏实了，这时候那个警察接着说：“你唱的歌都是你写的吧？”“是的。”“那好！给我们唱唱你写的歌，你要能把我们唱哭了，或着逗乐了，算你有本事，怎么样。”我心想唱哭了可能不太容易，但逗你们乐，还是没问题的，便抄起家伙唱起了《样样干》。唱完后所有的警察都乐了，有好多警察也从别的屋过来，这时我与他们也就象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警察也是人嘛。后来抓我的那个警察对所长说：“过两天咱们去灵山把他也带上，让他给我们助助兴。”并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愿意去了。最后那个警察把我送下楼并给了我两包烟，还叮嘱我这段时间风声比较紧多注意点，如果生活实在有问题他可以帮我联系到酒吧去唱，还郑重的叫我大后天准时来派出所一起去灵山。８月２３日早上我准时到达派出所与三十多个警察一起坐警车到达灵山。在吃饭时，那个警察把我隆重地介绍给所里的同事，并叫我在酒桌上唱《样样干》唱完以后掌声如雷。最后警察还对我说：“来一个《烤白薯》，给我们唱一唱这个丑陋的社会！”唱完，所有的警察都沉默了。等到第二天，派出所的正所长对我说：“杨一，你在这多住一晚上吧！明天我们所里还有三十多人要来呢。”并叫老板好好地招待我，打从那次以后我和很多警察都成了朋友。这就是歌唱的魅力，艺术的力量，她应该是能感化所有人的灵魂的，艺术家如果没有批判与关怀心灵是不能可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尊重的。

如果说我从那些民谣英雄那里学会了歌词内涵的表达，那么对于音乐我认为应该把根扎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这样我也开始把自己的目标转向了搜集和研究中国的民间音乐。在１９９４年５月份，我再一次离开了北京，这一次离开北京与上一次不一样。上次是吟游，而这一次我是去寻找那些闪亮的音乐、是向那些劳动人民拜师学艺。就这样我背起了吉它、带上录音机，从北京出发到达了西安。然后深入陕北的延安地区、安塞、绥德、米脂、榆林、神木、府谷等等。这一次我第一次听到了纯正的民歌，那种震撼一点也不亚于我听到的任何一种音乐。从此我深深地爱上了陕北的民歌、以及歌声后面蕴涵的气质。在羊马河的一个名叫胡家塘的小村里，我听到并看到了一个纯粹的民歌大师的风貌。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歪嘴老农，他自制了一堆打击乐器，并轮换着各种乐器为我唱出了最动人的歌谣。后来我把他的录音放给我北京一个对音乐有很深感受力的朋友听，他当时便被录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感动得趴在地上痛哭流涕，并大喊着说：“我为什么以前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为了这个我崇敬而不为人知的民歌手，我从陕北回来后写了一首名叫《上路吧，朋友》。从那以后，陕北成了我音乐上的家园。从９４年到９６年我每年夏天都要回陕北，最后一次我是骑自行车几乎走遍了整个绥德地区的村庄，为的就是能听到更多的民歌。我想，与那些真正的民歌手相比我真的相差得太远太远了。因此只能写一首《傻乎乎的老杨》来嘲讽与提醒自己，永远是劳动人民的学生。“想要象老农那样歌唱／自己先看一看／五音都不全／傻乎乎的老杨。”对于人民我学一万年也不够。正是歌唱让我如此接近大地和勤劳质朴的人民。

（１９９９年１２日１２日）■〔寄自广东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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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短篇合集

全看过的算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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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文扬谈死亡的一篇散文

濒死体验-柳文扬

我有一个秘密，总是不敢说。那就是：我从小就非常怕死，时刻担心阶级敌人或阶级兄弟来杀害我。因为经常看见学校门口贴的法院院长勾决罪犯的枪毙告示，所以一直都不敢把潜意识里的犯罪欲望付诸实施，就这样活到了现在（咱们的法院院长也真是的，为什么老用枪毙来教育小学生啊？）。本以为那是儿童的更年期病态心理，可越长大，我还越怕死。忘了从几岁起，我开始考虑写遗嘱的问题——我那些小人书和弹球儿都留给谁呢？然后就是猜测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说实话，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嘎吧儿一下，就驾崩了，让我害怕的是死了以后的那种“无知”状态，即对什么都没有知觉，再也看不见身外的世界了。谁知道死了以后是什么感觉呢？因为没有人回来告诉我，所以我也猜不到。
再后来，我听到一些人谈论他们的“死亡经历”，当然是那些没死成、又跑回来的人。比如海明威，他回忆说，有一次自己在战场上差点牺牲，那时并不觉得痛苦，感觉仿佛是意识脱离了肉体，“像一条丝手帕从口袋里被抽了出来。”海明威说话太言简意赅，没有形容清楚。也就未能满足我的好奇心。当他醒来时，察觉到自己躺在地面上，所有的伤痛都回到身上来了。真是的！还不如不醒呢！当时他这么想。于是就构思出一本《永别啦，武器！》因为怕死，我就开始幻想各种能使人长生不老的办法，出家、修炼、服药……这些在我受过教育的头脑看来，都觉得太不可靠了。我要在科学的基础上幻想。从那时起，我踏入了科幻的世界。看过《2001，太空奥德赛》之后，我对小说中鲍曼的再生经历很觉鼓舞，但又一想：一个人老死了，记忆被“转录”在新的大脑里，原来的那个人不是照样死了吗？阿瑟·克拉克真是不懂我的心啊！
可是，我在某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想到：现在起床的我，已经不是昨天那个我了，无论是大脑记忆方面还是身体细胞方面，我都被“更新”了。从某一角度来说，我已经是昨天的“我”经过“记忆转录”的产物。这个闪念很重要，呆会儿我们再讲。
对那些天堂啦、地狱啦的迷信传说，我又鄙夷，又向往。地狱虽然可怕，呆在那么个地方玩儿烟火，总比一瞑不视、什么也不知道的强啊。总之，人死后最好还有个什么东西，延续着他生前的意识和记忆。这些话我都不敢公开说，怕被当成流氓抓起来。现在我敢说了，因为我是以批判的态度小声儿说的。
用批判的态度看，老百姓往往希望人死以后有个“灵魂”，好继续思考柴米油盐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死后拥有那个飘啊飘的东西。可后来，从外国来了一些这方面的证据，那就是“濒死体验”。
1991年夏天，帕姆·蕾诺丝得知自己的脑动脉中长了一个威胁生命的瘤子。神经学专家、主治医生罗伯特·斯派兹勒把动手术的程序提前告诉了她：想打开颅骨治脑子，首先要使她的心脏停止跳动，在此期间她的大脑功能也将暂停，无论从哪种临床标准来讲，她都会暂时“死亡”一个小时。太可怕了。但蕾诺丝还是毅然接受了手术。在蕾诺丝“死亡”期间，由一台机器发出卡哒声，输入她的耳朵，以测试她的脑干功能（真是废话，死都死了还测什么功能！）。还有附加的仪器监测心跳、呼吸、体温，和其他的生命标志。
当斯派兹勒打开病人的头骨，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离奇事件。蕾诺丝感觉到她自己飞出了身体之外，从斯派兹勒肩膀上面的某个点观看手术。她“看见”医生握着一件类似电动牙刷的东西，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在抱怨，说病人的血管太细了。这声音大概是在手术进行到蕾诺丝的肋部时出现的。
“这不可能，”她想，“这是脑外科手术。怎么会动到我的肋条呢？”蕾诺丝假定这是他们在颅骨内做手术所引起的某种幻觉（死了还有幻觉……）。
但是，即便当时她的眼睛和耳朵都丧失了功能，她所“看见”、“听见”的那些事情确实发生了。“像电动牙刷”的东西是外科手术锯，锯脑袋用的。医生也确实曾在她的肋部动过手术：一根导管被通入她的心脏以连接心-肺功能机。
医生用必要的手术措施使蕾诺丝“暂停生命”，好排出她体内的血。从任何一种意义来说，当时生命都已离开了蕾诺丝的身体。事后蕾诺丝追述，她发现自己进入了一次“向下的旅行”，似乎是通过一条幽深的隧道，向一片光明靠近，在旅行结束时，她看见了自己已故去多年的祖母，还有一些亲朋好友。时间仿佛停止了。后来一位叔父把她推回她的身体，那感觉就像跳入一个充满冰水的池子。回来之后，蕾诺丝把她见到的和经历过的都告诉了斯派兹勒。
“你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我的专业领域了。”斯派兹勒医生说。12年过去了，他依然无法解释这件事。
在医学上，什么是死亡？大多数人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死亡的时刻，但是，“确定精准的死亡时间，在医学上实际是不可能的。”亚特兰大心脏病学家米歇尔·撒蓬这么认为，“在过去，人们总是认为死亡时刻是一个明确单独的时间点，可现在我们认为死亡是一个过程。”医学的进展也影响到法律对死亡概念的定义，我们的社会制定了各种法律，作为界定死亡的依据：
临床死亡：在医院被确定为生命迹象消失。呼吸与心跳都已停止。这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抢救无效”，但这时的人在法律上依然不算死人。
脑死亡：控制身体功能的脑或脑干停止工作。被判断为脑死亡的人可以成为器官提供者，从他身上摘取器官。
反之则不行。
脑死亡又分下面两阶段：高级脑功能死亡（植物人状态）：脑干功能依然能维持心脏跳动、肺部呼吸以及消化系统的工作。这时的人只是凑合活着，已经没有了思维和知觉。植物人依靠生命维持系统，依然可以生存很长时间。爱人在旁边哭着念首诗（“美人卷珠帘……”），还有可能把植物人念醒。这时候是不能摘器官的，万一植物人醒过来，发现自己只剩了一个空腔子，千古奇冤找谁去诉啊？
脑整体死亡：无论大脑的高级功能还是低级功能都已停止。人到这时候算是没法儿活啦。死得不能再死了，大概是想摘啥摘啥了。但是，根据最新的“濒死体验”事件，有些医生认为“脑全死”的病人都不能算死人。
在医学杂志《柳叶刀》2001年1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荷兰心脏专家凡·劳莫尔记录了一位44岁有临床死亡经历的心肌梗塞患者的濒死体验：当时，这位病人被救护车送进医院，已经不省人事，医生认为他系统失常，需要一次重启：用电颤器重新起搏他的心脏。为了在他喉咙里插呼吸管，一位护士把他的假牙取掉了——以防假牙咬手太恶心。抢救成功、病情稳定后，他被转入特护病房。一周以后他又看见那位护士，奇怪的是，他还认得她是“把我的假牙拿走了”的人。用我们的常识，是无法解释这件事的：病人与那位护士唯一的一次相遇是在他介于昏迷与死亡之间的时候。他不仅记得护士如何拿走他的假牙（幸亏没掏走他的钱包），而且能描述当时抢救现场的具体情景。凡·劳莫尔和他的研究组一共采访了343个人，这些人都曾从心脏病发作的危险中被抢救过来。“其中百分之十八的人曾有过非常清晰的濒死体验。”这些病人描述了从普通的感觉到非常完整的NDE的一切细节。
现在，医学的进步已经使医生们能够把病人从接近“死透了”的情况下救活。其结果是，医学的干涉模糊了我们所谓死亡与生存之间的界限。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像蕾诺丝那样的病人，死去活来，带着他们的“离体经历”复活。
这种现象被称为“濒死体验”（NDE，即“neer-deathexperience”）。
大部分医生在一开始都不能相信这类报告，传统医学把这种体验解释为大脑临死时发生变化导致的幻觉。但在这个解释中还有个问题：这种幻觉只能发生在大脑还保留有一定功能的时候。而一旦死亡，大脑将丧失一切功能，像一台计算机被拔了电源，像火锅里烫的一坨猪脑。幻觉也就不可能产生——它实际上任何事都做不了啦。
“濒死体验”的报告很久以前就出现了。对此感兴趣的主要是神学家和一些非主流的科学家。现在一般公众也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有人甚至认为，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科学似乎应该为灵魂的存在让出空间。这可真是啊……快把他们当成流氓抓起来！
西方人因为没有经历过扫盲、学科学和反迷信的社会热潮，又有多少世纪以来信神的文化传统，所以对那些灵异的东西经常没有防备地相信。但是，并不是所有外国人都是流氓啊。有人就明显地怀疑“濒死体验”的真实性。
英国研究者苏珊·布莱克摩尔曾说：“如果蕾诺丝的事件是真的，那么整个现代科学将被重写。”但她假设该事件不是真的。她引用了近三十年来她曾经调查过的所有类似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证人不是找不到了，就是给出一个与报道不同的说法。“我只能说，我感觉这些案例的真面目并非如此。”
在布莱克摩尔关于濒死体验的书里，有注释说，“死而复生”这种类似濒死体验的感受，包括“隧道”、“离体”经验，可以准确地用技术手段诱发。脑外科手术中，在局部麻醉之下，病人有时候会报告说，自己曾从“身体之外”的某处观看事物。另外还有些类似报告，当事人是在某些麻醉剂如鸦片、大麻、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影响下出现了这种幻觉。布莱克摩尔解释说，在压力沉重之时，大脑会被它自身所具有的类麻醉物质“endorphins”覆盖。她还认为，实际上是证人影响了当事人濒死体验的形成。不论他们的大脑看上去多么像垂死的（其实并没有死，还能接受外部信息）。
但是，心脏病学家和濒死体验调查者米歇尔·撒蓬在对照了蕾诺丝的讲述和斯派兹勒医生的手术报告后发现，当蕾诺丝感觉她正在“通过隧道”时，她的大脑一点活动都没有。无论怎么说，蕾诺丝的大脑当时是“死亡”的。一个死亡的大脑是不会对任何麻醉药物有反应的。她具备所有的死亡临床表现，体内没有了血液，没有一点生命迹象。
那么她的那些体验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个人角度，我比较赞成布莱克摩尔的看法。那位米歇尔·撒蓬做研究的参照信息是什么呢？仅仅是“蕾诺丝的讲述和斯派兹勒医生的手术报告”而已，不是第一手资料。更不用说，我们不能确定这些资料都是真的。
一位外科医生BarbaraRommer，曾于1970年代早期，在她的毕业实习期间遇到一位有过濒死体验的病人。从1994年开始迄今，她已经采访过600位以上的报告了自己濒死体验的人，并以此为题写了一本书。其实她的专业领域并不适合调查这件事，她应该去采访削苹果割破了手的人。但是，这位对精神病学领域好奇心太强的外科医生仍然兢兢业业地做着这份令她很有成就感的兼职。她说：“当我采访那些人时，他们表示希望能与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人讲话。”为了迎合这个愿望，她组织了一个对濒死体验者开放的每月例会——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类似的例会。
我觉得，事情到这里就开始变糟了。人就怕扎堆儿，一扎堆儿就没正事儿。这是我妈说的。看看BarbaraRommer组织的例会上都是些什么人吧：许多看起来普通的人，主要是中年人，聚集在一起分享他们的体验——一些生活太平淡的普通人渴望交流和感受新奇的东西，所以纷纷赶来聚会，就像居委会组织了诗朗诵比赛。也许我这么说有点过分，但得罪一小帮人，总比抛弃真理的代价小啊。
例会上有位罗伯特·米尔海姆发言说：“我曾在一次心脏病发作中心跳停止，那时我仿佛被拖出了自己的躯体，我看见自己平躺在那里，他们在那儿抢救我的身体。”他说，这次与死亡的接触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由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了一个慷慨的人。
实际上，这些人没有提供他们经历过临床死亡的医学证明资料，我们也就无从证实他们是否说谎。但Rommer说，这是跑题的说法。重要的是“濒死体验”迷住了他们。这些人从这个例会中得到了安慰，因为确认自己没有发疯，也不是孤独的。这些人的故事听起来仿佛是古怪的，但他们的为人却很正常。
有过“濒死体验”的人的共同感受是：正朝一团巨大的白色光移动，另外还有一些广泛被承认的印象：和平宁静，穿过一条隧道进入另一个世界。“隧道体验”并不神秘，我们只需追溯到自己降生的时候——我们确实穿越了一条“隧道”，而死亡的瞬间，大脑会把那种经验记忆起来，并做了象征性的再现。
那么，“濒死体验”为什么多数是愉快和平静的呢？对照一下生物界的情况吧：当弱小动物被掠食者抓住时，为了免除痛苦，它们会本能地放弃生命。得知必死以后，对痛苦的感觉就自动关闭了。我们现在知道，“濒死体验”者们也觉得死亡来临时十分平静愉快，甚至对被救活感到遗憾。这是否与动物的情形有些类似呢？人类的潜意识保留有一些动物性的特征，即“愉快法则”，按照能让自己快乐为原则来处理信息。有生必有死，大地上的一切生物都必须为新来者让出位置。这是大自然的铁律。死亡是所有动物都难以逃脱的一道门槛，所以，它们选择了轻松愉快地迈过这道门槛。人作为地球上所有动物的进化巅峰，也继承了这种本能。所以就有种种“平静愉快的濒死体验”。
由南安普顿的将军医院发起的一项研究，其成果发表在《复甦》杂志上——百分之十一的人在无意识状态还有记忆。心理学实验早已证明这一点，我想，把心理学和普通医学的这两项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也许说明人的潜意识状态出现在大脑活动非常微弱，也就是极度缺氧的时候。现在有很多学者正在将“濒死体验”者所描述的感受与他们当时状态下的氧气值联系起来。我想在死亡瞬间，脑组织缺氧大概会造成一种飘飘欲仙、超越现实世界的幻觉，这也就是很多寻求刺激的人玩“死亡游戏”的原因。说起那种游戏呀，真是罪过，未成年人请把眼睛捂住，我也捂住——在大脑极度缺氧的时候，人的某些感官会体验到非常超凡而纯粹的快感，而精神世界也仿佛更加清澈和宁静。所以才有些人失手使自己或伴侣窒息而死——法医学称其为“性窒息”。
苏珊·布莱克摩尔把“濒死体验”解释为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幻觉。文化就是人类的第二条血脉，西方人的文化传统是信神的，所以才在濒死的状态下感觉自己的“灵魂”飘在空中，还“看到”了神圣的白光，或感到与“上帝”融为一体。至今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位中国人讲述他的濒死体验，也许他会说：“我感到自己拿着工资穿过单位的黑暗走廊，靠近了领导的办公室。”日本人的濒死体验大概会是：“我感到自己拿着武士刀和樱花坐在新干线上，即将与天皇融为一体。”美国人会说：“我感到自己拿着汉堡包和薯条，穿过那些水深火热的穷乡僻壤，靠近解放世界的光辉理想。”在死亡的瞬间，也许会有一种“时间变形”的感受，即自己所体验的时间其实与身外的世界无关——你觉得已经过了好久，其实只有几秒钟，大脑在幻觉中把时间拉长了。我在起床前也经常有这种幻觉。闹钟响了以后我希望能再睡一会儿，于是就总梦见我是个大不列颠光荣的飞行员，遇到空袭伦敦，在警报声中起飞去攻击德国人，张开眼睛才知道是闹钟还在响：在那几秒钟时间里，我已经击落了十五架敌机，而且由上士提升为中校，遇到我的初恋情人，经历了《魂断蓝桥》般的凄美离别。眼泪把枕头都浸湿了。

何况还有一些并不那么美好的“NDE”。有些死后复活的人感觉“糟透了”、“很恐怖”。比如一位安吉尔·费尼摩尔就写了一本《超越黑暗：我濒临死亡地狱的体验》描述他糟透了的“NDE”。毫不奇怪——这位安吉尔·费尼摩尔是自杀的。
而那个罗伯特·米尔海姆所说的情况也并不罕见，有许多“濒死体验”者都说，经过“NDE”状态之后，他们的生活态度都更加积极和无私，可见这种体验对人的影响是好的。但是，好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的吗？殊不知“道德上的好”并不能与“理性上的善”混淆。你不能说：因为同桌小三儿捡了钱交给警察叔叔，所以他的数学作业一定都是对的。古今中外的迷信与伪科学理论，其实都会用这类“道德”的说教来逃避科学检验，赢得普通公众的认可乃至信仰。比如说教人善良、真诚、宽容等等，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具备真理性质，充其量是一种偷换概念的障眼法而已。
就在所有医学研究者无法解释濒死体验，而有些人开始把目光投向“灵魂”的时候，出现了新的理论：也许濒死体验并不证明有所谓的“来生”，而是说明一个非常新奇的事实——意识并不仅仅存在于大脑中！
凡·劳莫尔和他的研究组认为，在大脑失去功能而被抢救的时候，意识仍然能够存在于人体。那么意识存在于哪里呢？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吗？凡·劳莫尔认为，我们体内的每个细胞——除去大脑之外的肌肉、骨骼、内脏、皮肤、血液中的细胞，都能够通过某种网络互相“对话”，在每天有50亿细胞死亡、同样多的细胞产生的时候，把我们的经验传承下去。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当一个人被宣布为“脑死亡”时，那些细胞还活着，则“死亡”的人可以感受到周围的事件。否则就是不可理解的了。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那么我们再也不能从“脑死亡”的人身上摘取器官了。（记得我前面提到过的“起床感慨”吗？我看到这个人的猜想就记起了自己幼稚的想法。）
我觉得这种理论貌似科学，其实经不起推敲，也并不新颖。说体细胞中也能存在意识，我想，即便是脑细胞，单独一个细胞也不可能具备感觉和记忆那么多信息的功能。如果劳莫尔解释是无数个细胞共同行使了这个功能，那么在闭着眼睛、耳朵也听不见的情况下，光与声音是如何被人体感知的呢？是不是“以乳为目、以脐为口”呀？
也许有人说，人体内有不只一个神经中枢，不论是在大腿、胳肢窝还是尾椎骨，存在着另一个隐藏的“二脑”（相对于“大脑”）。这并不希奇，蟑螂就在屁股上藏着个第二神经中枢，它们能在切除头部的情况下存活一个月，除了不能进食和刮胡子之外，其他一切生命机能依然活跃。客观地说，我们人类并不比白蚁的这种小兄弟进步多少。对于这“第二大脑”，我只能说，解剖学还没有在人身上找到它。
至于说“濒死体验”证明人有可以离开身体的灵魂，我认为正相反，恰恰是曾有过濒死体验的古人，通过亲身体会，发明出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肉体的想法。但那种“离体体验”（OBE）的发生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幻觉倾向于让人“从身体以外的某处”观看自己呢？现在还不知道。也许是人一辈子都没这么看过自己，死前很想满足一下这个愿望吧。我们有一种倾向，即对已有的理论抱有一种依赖式的信任感，往往会把新出现的事物看成旧理论的“证据”，像把“NDE”看成人有“灵魂”的证据。其实是本末倒置。
仔细分析一下“濒死体验”，我认为完全可以用现有的生理学和医学知识解释它。“隧道旅行”的感觉是出生时体验的记忆复苏；“白光”和“与上帝融为一体”是信仰习惯造成的幻觉；而出现幻觉的原因是大脑极度缺氧。
我觉得，“濒死体验”最多能证明人不是那么容易就死的，医生不是说死亡是个缓进的过程吗？也许太平间里那些尸体都还保留着一定的生命力呢。也许像某些低等生物一样，人也可以把生命力隐藏在近乎干瘪的躯体里呢。
谁都没注意以下这一矛盾：那些“濒死体验”者如果真是不可逆转地死亡了，也就救不活了，更不可能回来讲述他的“体验”了。所以他们其实都没死。用现有的不够精密的仪器无法测出他们当时的生命迹象。比如在凡·劳莫尔记录的事件里，那位病人虽已梗塞，却并没死透，残留的大脑功能、听觉和触觉使他知道手术室里的具体情景，还有哪位护士取走了他的假牙，事后他能凭借耳朵认出那个护士。而在蕾诺丝事件中，她的心脏停跳、呼吸停止、而且体内也没有流动的血液了，但她的感官和大脑其实还有微弱的功能，耳朵听见了医生的话，大脑把手术室里的布置、以前看见过的手术器械还有医生与护士的形象在缺氧的幻觉里一加工，形成了“飘在天花板上俯视手术台”的故事。要证明这种事的真伪其实很容易——我们国内以前曾经闹过“特异功能”，有人说自己能“灵魂出窍”，去看见隔壁房中隐藏的某些东西。一批反伪科学人士设计了下面的实验：在屋子里的某个隐秘处放一件东西，那个位置必须是从高处才能看见的，而那件东西必须在“双盲”的前提下放置，即参与实验者与放置东西者互不相识，没有沟通。“灵魂”不是能“飘”吗，飘上去看看呀，能看见是什么东西才证明你是“出窍”了。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你可以不相信，你可以说：柳文扬太多疑了，把所有人都当作哗众取宠的骗子或者轻易上当的傻瓜。但我要说说什么叫做“科学的怀疑精神”：面对一些你无法解释的事物时，不要轻易相信那些“精彩”的猜想，要多从几个方面推理一下。它们毕竟是猜想，没有经过实验证明。
然而，我们的生活中就不能出现神秘的事物了吗？当然可以，重要的是我们以什么态度来面对它们。因为爱因斯坦说过：“我们所能体验的最美好的情感是神秘感。它是立足于真实科学之源的基本情感。人不会感到迷惑和惊讶，就如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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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看起来，万般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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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潘海天 @ 00:47:36 Comment_38 Trackback_0 Edit

柳文扬，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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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潘海天 @ 23:31:58 Comment_46 Trackback_0 Edit

科幻作家柳文杨走了

柳文杨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里看着那条消息发呆。

前一阵就知道他身体不太好，但听说已经在慢慢好转了的。所以这条消息看起来是如此地不真实。

蓝叶有一次问我为什么要叫“大角”，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有人叫“小丁”啊。柳文杨一旁听了微笑。，其实我说的是真的。那个时候“周平”和“小丁”为科幻世界写的封面故事正红火着。当然，不论是周平还是小丁，都是柳文扬。没错，我就是因为喜欢小丁而取名大角。他和我的渊源如此之深。

九州被众人熟知，那是始于《惊奇档案》，而《惊奇档案》那时力主上这个栏目的执行主编蓝叶，就是他的夫人。九州幻想刚刚开张时，柳文扬也被邀请来写三人成虎，后来又主持九州自助游。他和九州的渊源如此之深。

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算多，网上碰面的机会也少，但每次见面，总觉得已经是多年的朋友，偶尔短信来去，开开玩笑。后来他得了眼疾，给九州幻想做的栏目也暂停了，听说他安心养病不希望人打扰，也就没再多联系。可人生就是如此无常，很多人，很多事，在以为时间还长到足够你爱时，一瞬间造物主就毁掉一切。

短信星河，问他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星河回复说：认真地活。

吴岩老师在他的博客上贴了柳文扬当年发表在科幻世界上的《闪光的生命》一文。

在那篇文章里，一个只能活30分钟的复制人，并不为自己的生命短暂而悲伤，他用自己的一生，让所爱的人开心。这篇小说的最后是一个问句：“一百年真的很长吗？”

是啊，一百年真的很长吗？

认真数来，柳文杨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

他给大家留下了《戴茜，救我》、《外祖父悖论》、《毒蛇》、《断章，漫游杀手》、《一日囚》和《废楼十三层》这些经典剧目；他用自己的不可信词典勾画出一个笑料百出精彩绝伦的地球；他长得太帅了，所以他说“鹅是溜问秧”的时候，那个企图征服太阳系的外星大魔王不得不放过了地球……

回忆让我们悲伤，而重读他的作品让我们欢笑。

这短暂的37年里，柳文扬用自己的一生始终让我们欢笑。

于是星河的回复在这一刻，在这虚假的人生里，变得真实起来：大家要认真地活，认真地笑，认真地去做一些有用的事。

为了我们爱的溜问秧，也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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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潘海天 @ 11:37:08 Comment_50 Trackback_0 Edit

九州也蒸汽!

烧红锅炉!铲更多的煤!让气压更足!把柳条编成的攻城车破洞补上!让我们赶上前面的那头懒驴!
电报员，注意倾听！瓜呀咭啦哑哈啦，那是太阳的密语！
弓箭手，拉弓上弦！瓜呀咭啦哑哈啦，这是河洛的进攻！

谁能阻挡科学的力量！谁能用魔法来抗衡热力学！

泪水划过苏行的脸庞，我们的地洞就在身后，热血早已澎湃，怎么能够后退？
闪电撕破了远处沉重的黑幕，看，是河络的蒸汽部队在前进。